万年长
Wan Nia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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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斗米道徒士族孙恩乘民心骚动，399年，从海岛率徒党百余人攻破上虞县，又攻破会稽郡，部众骤增至数万人。其余七郡同时起事，攻杀晋官吏、响应孙恩，不到十天，孙恩有众数十万人。孙恩的徒党号称“长生人”，是一群奉五斗米道的亡命无赖。孙恩和这群人专事屠杀掳掠，破坏不遗余力。会稽是王羲之谢安等北方士族聚居的名郡，吴郡、吴兴是南方士族的中心居地，这三郡号称三吴，是东晋朝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当然，士族所在地的民众，受士族的压迫是说不尽的，对士族的仇恨自然也是难以抑制的，愚蠢而疯狂的野心家孙恩等人利用民众的积怒，纵徒党杀人，甚至婴儿也不能免死。 [4] [6]
晋将谢琰刘牢之率兵来攻，孙恩徒党在诸郡烧仓库，毁房屋，塞水井，砍林木，掳掠妇女财物，都逃到会稽郡来。谢琰收复义兴吴兴两郡，刘牢之收复吴郡，进军到浙江边。孙恩起初听说诸郡响应，对徒党们说，天下没事了，我带你们到建康享福去。后来听说刘牢之到了浙江边，对徒众们说，我割据浙江东部，还可以做个越王勾践。等到刘牢之军渡过浙江，孙恩对徒众们说，我是不以逃走为羞耻的。孙恩掳男女二十余万人逃往海岛。此后孙恩连年从海路入寇。401年，孙恩率舟师十余万人自海路突袭京口，逼近建康，司马道子惊骇，不知所措，赖刘牢之部将刘裕奋勇进击，大破孙恩军。刘牢之等援军赶到建康，孙恩屡次战败，又逃入海岛。402年，孙恩入寇临海郡，被晋兵击败。孙恩穷困投海自杀，徒党和妓妾说他成了水仙，跟着投水的多至百余人。被孙恩掳去的二十余万人，三四年间，不是战死溺死，便是被贩卖作奴隶，到孙恩死时只剩下数千人。孙恩连年从海岛入寇，前后数十战，又杀死民众数万人。 [6]
京口是从北方各地流亡来的士族和民众聚居的地方，号称北府，与历阳同为扬州重镇。居民风俗强悍，敢于从军。谢安辅政，举谢玄为将。谢玄在京口募兵，得勇士刘牢之等人。刘牢之常领精锐当前锋，战无不胜，号称北府兵。淝水大战，苻坚军崩溃，晋军前锋五千人，就是刘牢之统率的北府兵。399年，刘牢之击孙恩，刘裕在刘牢之部下当小军官，勇悍善战，屡立大功。刘牢之部下诸将，抢掠财物，比盗贼更凶，独刘裕约束部属，纪律严明，大得民心。从此，刘裕成为北府兵的著名将领，击灭孙恩卢循，主要是刘裕的功绩。 [6]
孙恩死后，余众推卢循为首领，被刘裕追击，泛海逃走。404年，卢循攻陷广州，以后连年入寇，410年，率兵十余万逼近建康，被刘裕击败，卢循逃到交州。411年，交州刺史杜慧度击杀卢循。孙恩在败逃入海以前，多少还算是率领农民起义，卢循则完全是五斗米道作乱。 [6]
桓玄之乱
正当东晋朝全力攻击孙恩的时候，桓玄乘机吞并上游诸藩镇，占有东晋三分之二的土地。三吴破败，东晋朝失去了依靠，成为仅有空名的朝廷。桓玄认为灭晋称帝的机会到了，与孙恩军逼近建康同时，桓玄在江陵聚众，谋夺取建康。402年，司马元显发兵要进攻桓玄，桓玄军却顺流而下，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政权全归桓玄。404年，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皇帝，国号楚。 [6]
东晋朝是王、谢、庾、桓四大族势力平衡下的产物，王谢庾三族相继衰落，桓氏成为唯一的大族，骄奢淫昏毫无才能的桓玄便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东晋朝。
孙恩乱后，东方诸郡大饥，一向腐朽的士族中人，这时候披着精制的罗衣，抱着心爱的金玉，关着大门整家整家地饿死。他们连掘些草根充饥的本领也没有，当然不会有人起来和桓玄争夺帝位。但是，桓玄也是腐朽已极的一人，他不可能维持既得的地位，当时存在着一个能够消灭桓族势力的人物刘裕。 [6]
刘裕崛起
404年，刘裕在京口约集失意士人密谋攻桓玄，被众推为盟主。刘裕击败桓玄，掌握东晋政权。
刘裕灭桓氏后，要取消司马氏皇帝的名号，还必须自己先取得更高的威望。因此，刘裕为灭晋而进行北伐。同时也为消灭国内割据势力而进行统一战争。晋朝政权。后来积累战功，打下帝业基础，和晋元帝依靠大族推戴的情形完全不同。 [6]
409年，刘裕攻南燕。410年，破南燕都城广固（山东益都县），灭南燕，收复青州。卢循乘刘裕北伐，率军向建康进攻，刘裕亲率精兵回建康，击败卢循。411年，收复广州。412年，攻破江陵城，杀割据者刘毅。413年，刘裕遣将军朱龄石收复成都，杀割据者谯纵。415年，刘裕遣将军王镇恶攻克襄阳，驱逐割据者司马休之。东晋境内在刘裕势力下全部统一了。416年，刘裕率将军王镇恶、檀道济、沈田子等分五路，水陆并进，攻后秦国，沿途收复滑台（滑县）、许昌、洛阳等重镇。417年，刘裕军攻破长安，灭后秦国。
刘裕出关回彭城，留守军内乱，418年，关中被赫连勃勃夺去。这次北伐，胜利是巨大的，关中虽失去，自潼关东至青州，却成为宋朝的疆土。后来宋魏间战争，多在这些土地上进行，使长江流域得到较为长期的安静。东晋初，设立侨郡县，凭空增添官职，用以安置流亡士族。413年，刘裕实行土断法，令北方流亡来的士民，就所居地作为土著，与南方土著同等待遇。许多侨郡县从此省去，有利于行政统一和节省开支。 [6]
走向灭亡
刘裕
刘裕 [8]
东晋朝重要地区用大族作镇将，因而形成割据的局面。刘裕改用皇子作镇将，特别是荆州江州两镇，所统兵甲占全国兵甲的半数，更非选皇子不可，从此建康朝廷不再受大族重镇的威胁。
刘裕完成了上述军事上政治上的措施，东晋朝显然再没有存在的余地了。420年刘裕废晋恭帝自立，建国宋，史称南朝宋，是为宋武帝，东晋至此灭亡 [8] 。439年北魏统一华北后，至此进入南北朝时期。
刘裕所创的宋朝，皇帝独掌大权，主要辅佐，多选用寒门，原来的高门大族，只能做名大权小的官员，难得皇帝的信任。削弱士族的政治势力，实行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宋朝国内的统一程度远非强藩割据的东晋朝所能比拟，政权大大增强了。当时鲜卑拓跋部统一黄河流域，出现强大的魏国，如果没有统一的汉族政权，鲜卑人几次大举南侵，很有可能并吞长江流域，摧残发展中的经济和文化。所以，刘裕消灭纪纲不立、豪强横行的东晋朝，建立起比较有力的宋朝，对汉族历史是一个大的贡献。 [6]
疆域编辑 播报
参见：东晋行政区划
南北形势图
南北形势图
淝水之战前后东晋疆域变迁图东晋政区袭承西晋，也是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是其州郡越分越多，辖区缩小。西晋末年，大量流民南渡。东晋朝廷为了安抚侨民及侨姓世族，以原籍州郡县名寄治别处，而无实地，此即侨州郡县。等到安定后实施土断，使其州郡领有实地，户籍和赋役与一般州郡县相同。
东晋政区随其疆域的变化而有增减。由于外族入侵与晋军北伐，北疆时常变动；四川先后出现成汉、谯蜀等国；东南疆域大致固定。晋元帝时期，石勒入侵，北疆只剩淮南江陵一带。成汉占据四川，于347年被桓温灭。桓温发动三次北伐，一度收复山东及河南地区，后败于前燕而止。前秦屡次入侵东晋领土，此时东晋仅剩扬、荆、江、广、交、豫、徐、兖、益、宁七州，及兖、青、冀、司、幽、并、益等侨州，共十五州。383年淝水之战，前秦惨败。隔年谢玄北伐，成功收复黄河、秦岭以南地区。之后东晋内乱，桓玄篡位，谯蜀独立，疆域萎缩。刘裕崛起后攻灭谯蜀并发动两次北伐，收复四川、山东、河南及关中地区。然而刘裕因故返京，将领内乱，夏人入侵，关中得而复失。此时东晋领有扬、北徐、豫、江、北青、司、荆、北雍、东益、宁、交、广、北并、北冀、梁、徐、北兖等十七州，及幽、冀、东秦、青、并、兖、秦、雍等侨州，共二十五州。
政治编辑 播报
东晋虽然是司马氏政权的延续，但本身司马氏在政治上威望不高，整个朝廷都由世族大家把持，最先的一个乃琅琊王氏的王导、王敦，其后又有陈郡谢氏的谢安、谢玄等等。而世家大族中，代表者，有南下的王、谢、袁、萧等侨姓士族，和本身居于江南的朱、张、顾、陆等吴姓士族。最初东晋有赖权臣王导主持大局，一方面拉拢江南士族，一方面又安排予从中原南下的士族，并以司马家族作为共同拥戴的对象。 [9]
但世家大族本身并不真正忠于司马氏，尤其是他们本身都拥有大量田地，以至拥有自家部队（即所谓“部曲”），有足够实力抗衡司马氏政权。最初有王导主持大局，东晋政权得以稳定，故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 [3] 。但晋元帝以降则内乱频生，如有早期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后期又有孙恩、卢循之乱等。
统治阶层
东晋王朝的统治阶层大部分是由过江避难的北方侨姓士族与世居江南的南方吴姓士族组成的，存在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相互排挤；在东晋统治的一百多年中，侨姓士族占据统治的主导地位，而吴姓士族则一直被排斥。元帝年间，北方大臣王导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他在南北士族之间奔走，极力劝说各族修好，但收效甚微。后来江南士族也曾多次因不满东晋的统治而起来反抗，大大的动摇了东晋的统治。
自晋元帝元年（317年）至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是东晋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虽然在此之间也有过一些叛乱，但都被镇压下去了。元帝末年，王导之弟王敦起兵反晋，遭到其兄王导与朝臣的抵抗而未能成功；其后桓温也曾觊觎帝位，又被王谢两大家族抵制下去。385年，东晋重臣谢安病死，晋孝武帝将大权交于其弟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把持朝政，他们暴虐无能、大肆剥削人民，使图谋王位的大族有机可乘。公元398年，以桓玄为盟主的王恭、殷仲堪、庾楷等人的联军占据了建康以西的州郡，使朝廷的统治被限制在东方的八郡内，开始了其衰亡的过程。
侨置州郡
北方士族南渡，大都率领宗族、宾客、乡党同行。这些流民，随同豪强大族南下，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依附人口，分散南下的也多被豪强大族所兼并。
这些南下的人们，起初大都不上户籍。后来，东晋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保护南迁士族的利益，便在流人集中的地方，用他们原籍的名称，侨置州、郡、县。侨人单立户籍，称为侨户。
侨户最初享受不为国家纳租服役的优待，后来即使纳租调也比一般编户轻些。
侨州、郡、县的设置，主要是照顾南迁世家豪族的利益，一则为他们做官增加了位置，二则他们控制大量户口而又不纳租服役，其政治、经济利益都得到了照顾。
西周初期的《周礼•春官》载：“冢人掌公墓之地，……以其爵等为封丘之度与其树数。”
冢人是当时管理坟墓政令的官员，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国家对墓地植树规定得很具体。晋张华《博物志》云：“秦穆公时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将献之。道逢二童子，谓曰：‘此名为 蝹 ，常在地中食*灵车脑，若欲杀之，以柏东南枝插其首。’由是墓冢皆植柏。墓植柏，自秦始也。”说明秦时墓地开始种植柏树。但是，在秦以前皆为王家所为。
西汉时期儒家强调等级礼仪，对墓地植树规定更为明确。《礼记》载：“尊者丘高而树多，卑者封下而树少。” “天子坟高三刃，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
可见从西汉时期起，除皇家之外，显贵富豪、平民百姓，也均效仿，开始于祖宗坟地植树。《汉书•祭祀志》载：“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増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罳。”这些祖庙建筑开民间墓地园寝林木之端倪。反映东汉末年发生在安徽潜山县的焦仲卿、刘兰芝爱情故事的长诗《孔雀东南飞》，诗中有“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的诗句。
古代人为何于墓地植树，其原因之一是基于一定的风水观念，因为古代人认为“木之茂者，神所诜。”在墓地植树除作死者尊卑标志外，还基于祖先崇拜的原因。培植风水林自然成为子孙后代和皇亲们孝敬祖宗的具体行为，亦是死者亡灵得以安息、生人得庇佑的宗教活动的外延。
所以古代人们把祖宗坟墓置于具有良好风水环境景观的风水山上和风水林中加以保护，或在祖宗坟墓四周依方位种植树木，作为该家族的风水林或风水树，并把风水林木长势的好坏与家族命运好坏结合在一起，风水林（风水树）和祖宗崇拜融于一体，使其更具有神秘意义。
寺院风水林：寺院是我国古代人崇佛敬道和信奉其他宗教的活动场所。寺院风水林是在宗教和风水意识共同支配下营造和保存下来的寺院林木。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自其产生之时，道教的所谓仙山和世外桃源与人间的名山秀水有广泛联系，把这些“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的山林川谷丘壑尊之为神，通过神的点化，进而坐化成仙，是道教徒的信仰和追求。道教徒们自然备加爱护这些覆盖川谷丘壑的林木，莳花植竹，以期达到出神入化的神仙境界。
佛教是东汉初年从印度传入的外来宗教，出于教义僧徒们为效法佛祖、超脱红尘，潜心修持，达到“智慧福德圆满成就的、永恒寂静的、最安乐的”涅槃境界，必须选择安静优雅的自然环境，以示不受凡尘干扰。如佛经《坐禅三昧经》云：“闲静修静志，结跏坐林间”。《禅秘要法经》亦云：“出定之时，应于静处，若在冢间，若在树下，若阿炼若处。”
可见，僧侶道徒们对林木都有一种特殊的亲情，借此创造出一种修持、静修的幽静环境。所以宗教意识中的林木培护一直为僧道徒们継承发扬，因而寺庙、宫观、古刹往往林木翳荟、乔树葱倩，更显得宗教胜地幽深、庄严肃穆。六朝以后，因受风水意识的影响，在寺院周围的林木就被僧道徒们冠以保护寺院“龙脉”安全的风水林和风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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