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长
Wan Nia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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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调税的主要项目，因此纺织是民间普遍的副业。其中荆、扬二州的纺织业尤为发达。
锦业在益州也早负盛名。刘裕灭后秦，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南朝后期，织锦业也发达起来。富豪人家穿绣裙，着锦履，以彩帛作杂花，绫作服饰，锦作屏障。
南朝时，政府都设有专官管理矿冶。建康尚方有东、西二冶（宋、齐时有南冶，后废），州、郡有矿冶的设冶令。另外还有不少私家冶铺作坊。在冶铸技术上，用水排鼓风冶铸已在南朝应用。炼钢技术也有很大进步。那时还发明一种杂炼生铁和熟铁的灌钢法，即把生熟铁混杂起来冶炼，火候到时，生铁先熔化，渗淋入熟铁中，然后取出反复锻炼，就成为优质钢，用来制造宝剑和刀、镰。
到三国、西晋时，瓷器的烧制已经达到成熟阶段，东晋、南朝时又有新的发展。当时瓷器的代表性产品是一种通体青釉的青瓷，产地比较集中的是会稽郡（浙江绍兴）一带。青瓷胎质纯，硬度高，釉料匀，通体青莹，造型多样美观。考古发掘，江南许多地区的制瓷技术逐渐成名，并各有自己的特点。
造船业在东吴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运输、作战用的舰船只很多，往来于东海、南海和内地河道的船只频繁，大者可载重二万斛。
造纸业有了新的发展。压光和染色是这一时期造纸技术的新成就。当时纸的名目很多，其中用藤皮造的藤角纸是一种质地优良的纸张 [50] 。造纸业的发达对当时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商业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上江南河流纵横，水上交通方便，为商业发达提供了基础和有利条件。
士族豪强兼并土地，官府赋税徭役繁重，许多中小地主和农民被迫从事商贩活动。贵族官僚有免关津税特权，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官府征收租调要农民折钱交纳，农民被迫出卖自己仅有的农副产品。因此，南朝出现商业畸形发展的现象。
当时南方的重要城市有建康、江陵、成都、番禺（广州）等地。建康是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长江下游的经济中心。这里“贡使商旅，方舟万计”。萧梁时期，建康城内有居民28万。城内有四个市，秦淮河北有大市和小市十余处。会稽、吴郡、余杭等地也是“商贾并凑”。
番禺是海外贸易中心，南洋各国，以及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波斯（伊朗）等国的商船，“每岁数至”，或“岁十余至”。江陵“当雍、岷、交、梁之会”，商业也较发达。成都不仅商业繁盛，而且也是高级丝织品的重要产地。市场上既有奢侈品，也有普通的生产、生活用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商税是南朝收入的大宗。东晋、南朝都注意货币铸造，但币制混乱，数量不足。
自耕农
自耕农是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是封建政府榨取的主要对象。他们对政府的负担有租调、杂税、徭役三大项。
宋、齐时的田租大概沿袭东晋后期的制度，即口税米五石。户调剥削，在宋孝武帝规定：“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岁输布四匹，只是每户农民应纳户调的平均数目，征收时仍采取“九品相通”的办法，即事先评出户产，定出户等，然后再依照户等的高低分派。
在战争时期，一般农民也有兵役负担，各种徭役更是随意征发。于是，许多自耕农破产流亡，越来越多地沦为士族田庄里的部曲和佃客。
文化编辑 播报
经由魏晋时儒学独尊的地位被破除后，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思想。在诸多的思想流派中，出现了以法治国、务实求治的主张和“无君论”等有价值的观点，也产生了消极颓废、遁世游仙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玄学思想。
南北朝时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当时佛道争论十分激烈。佛道之争中，道教是比较被动的，不仅造出一个传说，强调佛陀是老子变的，而且还大量“抄袭”佛经的内容。对道教而言，它想把佛教改造成自己的一部分；佛教则需要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又必须面对文化上的张力。 [103]
文学
南北朝玉器
南北朝玉器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迅速，其中南朝风格偏向华丽纤巧，而北朝风格偏向豪放粗犷。南朝文学代表是骈文，讲究格律、词藻、用典，内容多脱离实际生活，抒发一些富贵闲愁，以庾信、应扬的文章为代表。而北朝代表人物是北地三才，即邢邵、魏收、温子昇。叙事长诗以南朝的《西洲曲》和北朝的《木兰诗》为代表。民歌方面，由于南北文化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乐府诗集》即有“豔曲兴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的说法。
在文学研究方面，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文艺理论巨著。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编选的《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这两部巨著都对后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1] 。同时，道教影响了中国艺术及科学。例如《游仙诗》等文学，描述神仙飘逸之妙或藉由神仙之说抒发情怀。道教名士陶弘景、陆修静均擅长神仙文学 [52] 。
西周初期的《周礼•春官》载：“冢人掌公墓之地，……以其爵等为封丘之度与其树数。”
冢人是当时管理坟墓政令的官员，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国家对墓地植树规定得很具体。晋张华《博物志》云：“秦穆公时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将献之。道逢二童子，谓曰：‘此名为 蝹 ，常在地中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东南枝插其首。’由是墓冢皆植柏。墓植柏，自秦始也。”说明秦时墓地开始种植柏树。但是，在秦以前皆为王家所为。
西汉时期儒家强调等级礼仪，对墓地植树规定更为明确。《礼记》载：“尊者丘高而树多，卑者封下而树少。” “天子坟高三刃，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
可见从西汉时期起，除皇家之外，显贵富豪、平民百姓，也均效仿，开始于祖宗坟地植树。《汉书•祭祀志》载：“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増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罳。”这些祖庙建筑开民间墓地园寝林木之端倪。反映东汉末年发生在安徽潜山县的焦仲卿、刘兰芝爱情故事的长诗《孔雀东南飞》，诗中有“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的诗句。
古代人为何于墓地植树，其原因之一是基于一定的风水观念，因为古代人认为“木之茂者，神所诜。”在墓地植树除作死者尊卑标志外，还基于祖先崇拜的原因。培植风水林自然成为子孙后代和皇亲们孝敬祖宗的具体行为，亦是死者亡灵得以安息、生人得庇佑的宗教活动的外延。
所以古代人们把祖宗坟墓置于具有良好风水环境景观的风水山上和风水林中加以保护，或在祖宗坟墓四周依方位种植树木，作为该家族的风水林或风水树，并把风水林木长势的好坏与家族命运好坏结合在一起，风水林（风水树）和祖宗崇拜融于一体，使其更具有神秘意义。
寺院风水林：寺院是我国古代人崇佛敬道和信奉其他宗教的活动场所。寺院风水林是在宗教和风水意识共同支配下营造和保存下来的寺院林木。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自其产生之时，道教的所谓仙山和世外桃源与人间的名山秀水有广泛联系，把这些“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的山林川谷丘壑尊之为神，通过神的点化，进而坐化成仙，是道教徒的信仰和追求。道教徒们自然备加爱护这些覆盖川谷丘壑的林木，莳花植竹，以期达到出神入化的神仙境界。
佛教是东汉初年从印度传入的外来宗教，出于教义僧徒们为效法佛祖、超脱红尘，潜心修持，达到“智慧福德圆满成就的、永恒寂静的、最安乐的”涅槃境界，必须选择安静优雅的自然环境，以示不受凡尘干扰。如佛经《坐禅三昧经》云：“闲静修静志，结跏坐林间”。《禅秘要法经》亦云：“出定之时，应于静处，若在冢间，若在树下，若阿炼若处。”
可见，僧侶道徒们对林木都有一种特殊的亲情，借此创造出一种修持、静修的幽静环境。所以宗教意识中的林木培护一直为僧道徒们継承发扬，因而寺庙、宫观、古刹往往林木翳荟、乔树葱倩，更显得宗教胜地幽深、庄严肃穆。六朝以后，因受风水意识的影响，在寺院周围的林木就被僧道徒们冠以保护寺院“龙脉”安全的风水林和风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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