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长
Wan Nia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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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石狮殡葬一条龙服务/白事/殡仪/丧葬-石狮殡葬服务公司
1949年9月30日，第一届政协会议闭幕后，毛主席在夜色中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由于较为匆忙，未顾及整个广场的布局，待到深化设计时发现奠基的位置离天安门和旗杆太近，当时还在酝酿碑身加高，如此就更会觉得空间局促。梁先生告诉我他曾向彭真汇报：要不要向主席请示往南挪？彭说主席那么忙，你们要怎么挪就怎么挪吧。
后来经过数次方案设计，最终由北京市规划局的赵冬日同志敲定放在绒线胡同东部路口。这个位置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合适的，即处于中轴线上略微偏南的位置上，为建国十周年规划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选址留有余地，使得这三个建筑物与天安门之间形成菱形关系，不同的位置都有非常好的视角。
碑身的朝向也曾进行过调整，毛主席题字的一面是正面，按照中国传统，要朝向南方，但是在建造过程中发现，主要的人流是从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的，观众多集中在广场的北部，这样就看不到碑的正面，在天安门广场有大型纪念活动时更是这样，因此决定一反传统，调转方向，正面面对北面的天安门。
当时，巨大的碑心石已经运至工地南头，而天安门广场原千步廊的长墙尚未拆除（直至国庆十周年期间广场才扩大），因而空间局促，要想把这样长的一块巨石再从南向北转向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最终还是想尽办法实现了。这一举措对后来广场的扩建，特别是毛主席纪念堂的面向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8]
建材选择
人民英雄纪念碑要永久长存，因而对于材料的选择非常慎重。当时从全国许多地方采来的石样，都送至清华大学材料实验室进行质量、密度、耐酸、耐蚀性等测定。我记得在市政府的一个会议室四周，有一大排石样整齐摆放在桌子上，最后青岛浮山的花岗石以其质地、色泽入选。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了避免碑身由石块拼接而成为“百纳碑”，必须要有一定的体重与高度的碑心石来镌刻毛主席的题字，这样才能体现出独特的内容。
最后选定在青岛浮山开采重达280吨的巨形花岗石，粗加工后净重103吨，在克服了重重运输困难后运至北京，凿成长14.7米、宽2.9米、厚约1米的碑心石，成材重60吨，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己近乎极限了（附带说一句，后来在为毛主席纪念堂选材时，众说纷纭，有人希望用水晶大理石等人造新型材料。我建议还是使用青岛的花岗岩，这样可以使纪念碑和博物馆两个主要建筑物取得协调并且器宇轩昂）。纪念碑其他部分的选材也颇具匠心，月台面用山东泰山灰绿花岗石，散水系周口店花岗石，甬道为昌平微黄花岗石，加上汉白玉浮雕、栏杆，再加上各种石料质地、色泽既统一而又有细致变化，工艺的严谨精致、一丝不苟。这些细节未必引起非专业人员的注视，但给人一种纯洁、朴实的美的感受。
精心施工
纪念碑的设计方案虽已选定，但仍在不断地推敲改进，在我印象中重要的有若干次变动，例如：原方案中曾设计从纪念碑内部通过电梯直达顶层，向四周瞭望，纪念碑下还有检阅台，内部有陈列室，后来这些都取消了，仅以“纪念碑”为主。我记得当时郑振铎先生曾多次到梁思成先生家，共同讨论设计方案的改动，可惜后来郑先生遭遇空难逝世，梁先生失去了一位共同议事的知音。
纪念碑的建筑细部也经过精细的处理，并博采众长，可谓有古有今，有中有西。台座顺应中轴线，东西短，南北长，继承了中国传统台基的惯用手法。碑身在三分之一处略有收分，使得纪念碑更挺拔、有力，这是吸收西方古典柱式的做法。在纪念碑的纹样设计上，还有些设计者希望要新颖，林徽因先生则着眼于花纹饱满，认为这样显得有精神，尽管林先生的草图未被完全采用，但仍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林先生去世后，梁先生为她设计墓地，被批准将她的一幅图稿试刻，安放在墓碑前。
碑身的题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设计时是预先代拟的，后来由毛主席信手题写在大信纸上，很洒脱，经过精心放大和修饰，最终镌刻在石碑上。纪念碑的背面是周恩来总理题写的政协赞文，字数较多，由于他平时工作繁忙，难以静心书写，因而特别抽出一两天时间住在北戴河，写了两个稿子供选用。碑身的文字镌刻完成之后，要进行鎏金，再用放大镜检查有无“砂眼”，最后再用玛瑙普遍细致地磨一遍，确定没有瑕疵，以防日后因雨水的侵蚀而变质。这也足见当时发挥了艺匠的传统工艺，施工认真、精细。
雕塑创作
雕塑创作在纪念碑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雕塑的内容经由范文澜先生领导的小组认真推敲，并由中央审定，包括八个题材、十块浮雕，分别是焚烧鸦片、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及解放全国（支援前线—胜利渡江—欢迎人民解放军）。由画家勾画草稿，征询意见。最初设计的画面上曾出现洪秀全、林则徐等知名人物，还包括一些当时仍然健在的领袖人物，将来在碑前摆放花圈就非常不恰当，于是转而着力表现群体。现在看来这一决策非常重要，如果用了某个人做了雕塑的主角，在“文化大革命”时也许就会遭遇麻烦。
八个题材的雕塑是由八位精选出来的雕塑家来完成的，他们都是老一代的有声望的雕塑家。其中包括王临乙先生，早在1943年我尚在大学读书时，就在重庆参观过他的创作“大禹治水”；刘开渠先生负责最长的一段，即“解放中国”，其他还有曾竹韶、滑田友、傅天仇等。曾竹韶老兼为雕塑、音乐大家，德高望重，2012年3月12日刚刚辞世，长寿104岁。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专门盖了一座临时工棚，作为雕塑家工作室，早期的创作见解已成过去，大家共同进入理性的思维，互相观摩讨论，在风格上取得协调。在创作过程中，除了借鉴西方纪念碑的典范，还结队赴西安、洛阳龙门石窟等地参观鉴赏中国古代的雕刻遗产，并将一些雕刻精品复制下来，观摩学习，现藏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昭陵四骏”复本，便是那时得来的。
雕塑的实际镌刻，有赖于相当数量的“艺匠”去完成。这类人才难得，最后遴选出一位琉璃厂做假古董的高手，由他授徒培养，那时做了一些放置在台上的毛主席像作为练习，梁先生家还获赠了一座。这批“艺匠”后来成为北京雕塑工厂的骨干。
值得一提的是，在纪念碑建设过程中，梁先生病了，就由我和莫宗江先生代表他参加薛子正秘书长召开的不定时的工作会议。一、两次会后，莫先生对会议内容不感兴趣并不再去，就由我代表参会。最初，我的主要任务是和雕塑家联系，讨论一些设计细则，不时去参观他们的创作，增长了我对雕塑艺术的修养，终身受益，同时我也与雕塑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刘开渠先生邀请我参加城市雕塑委员会，其实渊源于此。
缘于儿时的梦想，我走上过讲台，与天真的孩童为伍，感染着他们的欢乐，心情也自然阳光；后来因生活所需，我选择了殡葬服务这个从事“终点关怀”的特殊职业，面对太多的生离与死别，心情也格外沉重。从阳光的讲台到沉重的氛围，巨大的环境反差，给我带来强烈的心理撞击，勾起我对生命的深刻反思。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从呱呱坠地到呀呀学语、从童蒙初开到读书求知、从成家立业到生儿育女、从白发苍苍到回归大地，是时间的轮回，更是生命长度的延伸，而我们就站在别人生命的最后一个驿站、长度的终点。不同的生命个体其长度是不一样的，结束长度的方式也千差万别。自然预设了生命的长度，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如同地球的转动。爱恨情仇、喜怒哀乐、死亡都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悦耳的钟声响过之后，并不都是晴朗的黎明。因此，在有限的生命长度中，我们要学会在黑暗中前行，孤独时更要坚韧！即便是看到西沉的落日，也不必忧伤，你要说出那哀悼的光芒，忍住内心必然的泪水。
生命的繁衍，将有限的长度串成了一个首尾相连的圆环，其间有风雨的频频穿织，在这个圆环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父母之爱也转眼即老。一滴水包含一个夏季，一朵浪包含一次风暴、一隙光包含一条道路……在时光的滑梯上，一双好退才是最坚实的依靠！既然我们无力改变生命的长度，我们就该努力拓展生命的宽度。
我们打开书卷，发动所有的水流向日头，让生命通过牙齿和骨头，在苍茫之间辉煌的说出，辉煌不是目的，只是让你的血液流动的更加恢宏！当我见到一位见义勇为的青年被歹徒杀死，心剧烈的震撼着，他生命的长度只有22年，而他生命的宽度却可用光年计！他的生命虽然终止了，可他的血液依然在恢宏的流动！生命不息，英名不朽！当看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去世了，满腹经纶，一世清贫，可他桃李满天下，学子遍四海！他的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可他生命的宽度是无限的，他的学生正在用他传授的学识拓展着他生命的宽度！
当日头跃上山岗，漫长的夜已经陈旧，双眼因沉重而变得朦胧，新的一天，大地将鸟鸣还给早晨，把天空交给行进的草帽，我徒步踏在这片别人不轻易来的土地上，我明白幸福和不幸永远交织，或许昨天你还意气风发，今天就怀着千种遗憾，万般不舍的离开人世；不要抱怨，没有谁比大地更多的历尽沧桑。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生命有限的长度里，一天和一月，一年和一生，用自己的脚丫穿过迷乱的走廊，用超然的双手，把握住命运的辔头！在人生的斜坡上，尽心、尽力、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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