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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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敦之乱
晋元帝只想做个偏安的皇帝，王导也只想建立一个王氏当权的小朝廷，他们的目光专注在江东内部的权利分配上，从来不作北伐的准备，而且还反对有人主张北伐。晋元帝将要称帝，周嵩上书劝他整军讲武，收复失地，那时候称皇帝不算迟。周嵩说忠直话，几乎被杀死。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一失，朝官们忘记国耻，以游戏酒食为正务是二失。熊远说忠直话，掉了京官出去做地方官。谁主张北伐，谁就被排斥，至于实行北伐的祖逖，当然要遭到冷酷的对待。祖逖是当时最识大体最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中原大乱，祖逖率亲友数百家来投晋元帝，要求率兵北伐。 [6]
王敦画像
王敦画像
313年，晋元帝给他豫州刺史名义，又给一千人的食粮和三千匹布，叫他自己去募兵、造兵器。祖逖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在淮阴铸造兵器，募兵得二千余人。祖逖军纪律严明，得广大民众的爱护，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黄河以南全部土地。晋元帝给祖逖镇西将军的称号。321年，祖逖准备渡黄河击石勒，收复河北。晋元帝却派仅有虚名的戴渊做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真正出征的祖逖官职是镇守；根本不出征的戴渊官职是出征，而且祖逖已收复的和未收复的州，都归戴渊统辖，这显然是不信任祖逖的表示。当时王敦和晋元帝对抗，东晋内乱势必爆发，祖逖感到前途无望，忧愤成病，就在这一年死去了。晋元帝深怕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起崇高的威望，对自己的帝位不利，却不想想专和臣下在内部计较权利，自己原来就很有限的一些威望将愈益缩小，对帝位的保持更加不利。格言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晋元帝正是这样的一个庸人。 [6]
晋元帝登帝位后，不满意王氏的骄横，想削弱王氏势力。他引用善于奉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暗中作军事布置。王导被疏远，仍能保持常态，士族一般都同情他，刘隗、刁协反陷于孤立。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阴谋篡夺。祖逖死后，王敦更无忌惮。322年，王敦在武昌起兵反晋，刘隗等人战败，王敦攻入建康。王导和朝官们消极抵抗，王敦无法实现他的篡夺野心，只好退回武昌。323年，晋元帝忧愤病死，晋明帝继位，王导辅政。王敦老迈已无野心，然部署皆以为有机可乘，加紧谋夺帝位。324年，晋明帝乘王敦病重，发兵谋讨王敦，王敦部署战败，王敦不服，带病领兵来攻建康，被晋军击败。王敦病死，谋夺帝位的战争告一结束。 [6]
王敦之乱
王敦之乱
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几个强大士族之间的矛盾。帝室如果安分享受尊荣，不干涉强大族的权利，那么，各种势力相对平衡，政治上呈现正常的局面。反之，帝室企图增强自己的权力，因而引起强大族的不满，野心家便乘机而起，要篡夺司马氏的帝位。归根还是那些强大族保护帝室，推翻野心家，使势力又趋于平衡。晋元帝信任刘隗、刁协，并且用南方士族戴渊作将军，这是和王氏势力不相容的。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杀逐这些人。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篡夺，王导便宣称“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 [7] ，表示坚决的反对态度来维持帝室。 [6] 东晋朝在399年孙卢之乱以前，重大政治事件的演变，本质上无非是这个主要矛盾在反复表现。
门阀政治
参见：士族、门阀制度
晋元帝晋明帝在位共九年（317年—325年），在上述情况下，东晋朝算是确立起来了。自晋成帝至晋安帝隆安三年民变，共七十四年（326年—399年），情况同开始的九年区别不大，东晋朝也就像开始的九年那样安而复危，危而复安地持续着。 [6]
王导保持安的方法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 [2] 。就是让有势力的大族在相互牵制下，以民众为牺牲，各自满足他们的要求，朝廷不加干涉也不加抑扬。他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的确，东晋是靠糊涂来求安静的。晋成帝时，外戚庾亮当权。庾亮想振作帝室，排斥王导，疑忌上游重镇荆州刺史陶侃，任意杀逐大臣，引起各势力间的不安。327年，野心家历阳（安徽和县）镇将苏峻、寿春（后改称寿阳，安徽寿县）镇将祖约以杀庾亮为名，率叛军攻入建康。幸得陶侃、温峤起兵救援，329年，击破苏峻祖约军。王导又执政，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庾氏势力不得专擅朝政，转移到上游，宣称以北伐中原为己任，企图建立起自己的根基。庾亮庾翼兄弟相继镇守武昌，占有了东晋朝重要领土的一半。345年，庾翼临死，让他的儿子继任，开藩镇世袭的恶例。东晋朝廷不允许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但用桓温去驱逐庾氏势力，东晋朝又出现篡夺事件。 [6]
桓温像
桓温像
桓温是当时最有才干的野心家。他做了荆州刺史以后，积极对外发展。347年，桓温灭成汉国，收复蜀地，威名大振。东晋朝廷疑惧，引用虚名甚大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专和桓温作对。桓温伐前秦伐前燕，都遭致失败，损害了他的实力和威望，在王谢两大族抵制下，桓温篡夺的野心未能实现。373年，桓温死，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 [6]
桓温死后，谢安执朝政。桓温弟桓冲做荆州刺史，与谢安同心保护帝室。东晋朝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气象，是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大族间势力平衡的做法分不开的。谢安的做法是“镇之以和静”。383年，晋兵大破苻坚的南侵军。谢安乘前秦崩溃，使谢玄等率诸将北伐。384年，收复徐、兖、青、司、豫、梁六州。385年，猛将刘牢之进入河北名都邺。东晋朝建立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战胜扩地。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内部和睦，有些力量可以对外。 [6]
谢安立了大功，内部和睦状态又开始破坏。当时的皇帝是整天酒醉昏迷的晋孝武帝。他重用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也是一个整天昏醉的酒徒，引用一批奸人作爪牙，合力排斥谢安。385年，谢安病死，朝政全归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委任儿子司马元显当政。帝室间晋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兄弟争夺权力，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争夺权力，同时帝室与大族间也展开权力的争夺。398年，京口镇将王恭联络藩镇殷仲堪、桓玄、庾楷等起兵反帝室。王恭被杀，藩镇推桓温的儿子江州刺史桓玄为盟主，形成大族推翻帝室的中心力量。 [6]
司马道子父子当权，贪污奢侈，政治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在司马道子当权的初期，儒生范宁就说当时边境上没有战事，国家仓库却空匮无物，民众服徭役，一年里几乎没有三天的休息，生下儿子不能抚养，鳏夫寡妇不敢嫁娶。好比在着了火的柴草上睡觉，国家危亡就在眼前了。司马道子父子一伙人当权十多年，受尽苦难的东晋民众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恶政。北朝颜之推作《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谱》。晋孝武帝时，贾弼之广集百家谱记，朝廷派人帮助贾弼之撰定《十八州士族谱》，共一百帙，七百余卷。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代传谱学。贾氏《百家谱》抄本藏在官府中，有专人掌管，并且有专长谱学的人来辨别真伪，防止冒滥，如贾渊受伧人王泰宝的贿赂，冒入琅琊谱，经王晏揭发，贾希镜几乎被齐明帝杀死。这一百家人才是享受政治权利的士族，后来渡江的北方士族，被这百家人呼为伧，不得享受同等的权利。东晋政权主要是这一百家的政权，西晋士族的全部腐朽性，也主要由这百家移植到长江流域。 [6]
依靠大族支持和民众容忍而存在的东晋朝，在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和民众起义反抗的情况下，不得不归于崩溃。东晋是门阀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皇权衰落。司马睿称帝有赖于南方官僚士族的拥戴，东晋政权建立之初，先后平息了王敦和苏峻之乱，统治趋于稳定。宗室、外戚和门阀大族王、谢、庾、桓先后共同支配着王朝政局。 [6]
北伐中原
当东晋在江南建国的同时，中国的北方则陷入分裂混战，黄河流域成为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个主要少数民族和汉族争杀的战场，并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相互争霸，不断有国家成立和灭亡。
从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建立汉国，建兴四年（316年）灭掉西晋，到北魏太延五年（439年）鲜卑拓跋部统一北方，这130多年里北方各民族相互争战，先后建立了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燕（鲜卑）、前凉（汉）、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南凉（鲜卑）、西凉（汉）、北凉（卢水胡）、南燕（鲜卑）、北燕（汉）、夏（匈奴）等十五个政权，连同西南巴氐族建立的成汉，共十六国，和东晋汉族政权长期对峙，史称五胡十六国。
除十六国之外，还有汉人冉闵建立的魏、丁灵翟氏建立的魏、武都氐帅杨氏建立的仇池国、鲜卑慕容氏建立的西燕、鲜卑拓跋氏建立的代五个政权，总计先后建立了21个政权。上述政权中，后赵、前燕、前秦都曾占据过北方的大部分疆域。
西周初期的《周礼•春官》载：“冢人掌公墓之地，……以其爵等为封丘之度与其树数。”
冢人是当时管理坟墓政令的官员，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国家对墓地植树规定得很具体。晋张华《博物志》云：“秦穆公时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将献之。道逢二童子，谓曰：‘此名为 蝹 ，常在地中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东南枝插其首。’由是墓冢皆植柏。墓植柏，自秦始也。”说明秦时墓地开始种植柏树。但是，在秦以前皆为王家所为。
西汉时期儒家强调等级礼仪，对墓地植树规定更为明确。《礼记》载：“尊者丘高而树多，卑者封下而树少。” “天子坟高三刃，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
可见从西汉时期起，除皇家之外，显贵富豪、平民百姓，也均效仿，开始于祖宗坟地植树。《汉书•祭祀志》载：“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増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罳。”这些祖庙建筑开民间墓地园寝林木之端倪。反映东汉末年发生在安徽潜山县的焦仲卿、刘兰芝爱情故事的长诗《孔雀东南飞》，诗中有“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的诗句。
古代人为何于墓地植树，其原因之一是基于一定的风水观念，因为古代人认为“木之茂者，神所诜。”在墓地植树除作死者尊卑标志外，还基于祖先崇拜的原因。培植风水林自然成为子孙后代和皇亲们孝敬祖宗的具体行为，亦是死者亡灵得以安息、生人得庇佑的宗教活动的外延。
所以古代人们把祖宗坟墓置于具有良好风水环境景观的风水山上和风水林中加以保护，或在祖宗坟墓四周依方位种植树木，作为该家族的风水林或风水树，并把风水林木长势的好坏与家族命运好坏结合在一起，风水林（风水树）和祖宗崇拜融于一体，使其更具有神秘意义。
寺院风水林：寺院是我国古代人崇佛敬道和信奉其他宗教的活动场所。寺院风水林是在宗教和风水意识共同支配下营造和保存下来的寺院林木。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自其产生之时，道教的所谓仙山和世外桃源与人间的名山秀水有广泛联系，把这些“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的山林川谷丘壑尊之为神，通过神的点化，进而坐化成仙，是道教徒的信仰和追求。道教徒们自然备加爱护这些覆盖川谷丘壑的林木，莳花植竹，以期达到出神入化的神仙境界。
佛教是东汉初年从印度传入的外来宗教，出于教义僧徒们为效法佛祖、超脱红尘，潜心修持，达到“智慧福德圆满成就的、永恒寂静的、最安乐的”涅槃境界，必须选择安静优雅的自然环境，以示不受凡尘干扰。如佛经《坐禅三昧经》云：“闲静修静志，结跏坐林间”。《禅秘要法经》亦云：“出定之时，应于静处，若在冢间，若在树下，若阿炼若处。”
可见，僧侶道徒们对林木都有一种特殊的亲情，借此创造出一种修持、静修的幽静环境。所以宗教意识中的林木培护一直为僧道徒们継承发扬，因而寺庙、宫观、古刹往往林木翳荟、乔树葱倩，更显得宗教胜地幽深、庄严肃穆。六朝以后，因受风水意识的影响，在寺院周围的林木就被僧道徒们冠以保护寺院“龙脉”安全的风水林和风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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