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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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历史纪年》载：“清雍正四年（公元1762年），将直隶诸河分为南运河、北运河、畿南诸河等四局，设专官管辖”。北运河曾为沟通北京对外航运，南粮北运以及巩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发挥过重大作用。
在清朝乾隆七年（1742年），“潞水帆樯”曾被列为“武清六景”之一。按照志书的记载，“潞水一河（指北运河），上达七省漕运，每值夏秋，粮艘估舶（商船），昼夜来往，风帆上下，洵邑中一巨阅也。”自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开始，由于海禁大开，加上铁路开通，河漕受到影响。
随着铁路、公路交通的兴起与发展，北运河航运事业日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奏请废漕，清政府批准停止漕运，南北漕运终止。“舟车辐辏，万民攒集”。
民国初年北运河通州段的航船
民国初年北运河通州段的航船
漕运废止后，河道逐渐淤塞并长年得不到维护，加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运河上相继修建了进水闸和节制闸，致使水流不足，除天津到通州之间尚有小型船只营运外，大型船舶运输基本停顿。1928年京津之间北运河水运的情况：“而今也，沿路窒塞，已成枝节片断之水道。”另据1940年出版的《河北省武清县事情》一书载，“漕运时代，粮船昼夜往来，帆樯相倚，颇有可观。但今日已成明日黄花，弗能重观其盛。不过偶有三两帆船，点缀郊外风景而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对北运河进行了规划、修整，并一度恢复了水上运输。民间小型船只也一直从事短途运输，弥补了公路运输能力的不足。据《天津公路运输史》一书载，为解决武清杨村镇油厂煤炭、油料运输的需要，1960年5月，武清县成立了航运站，并配备了45马力、90马力拖轮各1艘，另外购置了其它10艘小型船只，载重总吨位达150砘。上述船只主要航行于天津至杨村之间，还一度承接过由杨村火车站至杨村镇的短途客运，后因发生过一次事故就停办了。1964年5月，由于北运河水量不足，加之农田灌溉和工业用水增加以及闸涵设施的阻隔，北运河航运遂终止。 [2] [11]
北运河复航河道
北运河复航河道
2019年10月份，北运河上起北关闸，下止于甘棠闸，全长11.4公里航线正式开通。2020年4月北京城市副中心段正式复航。规划2021年6月，北运河通州段全长40公里的河道将实现全线通航。 [12] 按照《通州区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建设规划》，2022年北运河通州段将基本建成城市副中心的“黄金水道”和“城市名片” [22] 。
引水工程编辑 播报
主要是引滦入津工程沿用了北运河屈店以下河道作为明渠。引湾入津渠道，从滦河流域的潘家口水库放水，经大黑汀水库抬高水位，发电后送入引滦总干渠，由分水枢纽闸分水，一路流向唐山（南线），称引滦入唐；一路奔向天津（北线），称引滦入津。引滦入津穿越滦河、黎河分水岭的引水隧洞，出洞后流入河北省遵化县的黎河干流，顺流而下注入蓟县于桥水库，出于桥水库后循州河迂回南下入蓟运河。在蓟运河马营闸上右岸（南岸 ）九王庄处的渠首闸引入专用输水明渠，经宝坻、武清、北郊直达永定新河左岸（北岸）。然后通过明渠经大张庄泵站三次提升注入永定新河南边毗邻的新引河，经北郊区屈家店涵洞，顺北运河到天津市区入海河。 [13]
河道治理编辑 播报
在元、明、清640年间（1271～1912）是航运业发展的极盛时期，对北运河的治理亦多以保漕运为主。据文献记载：元大德二年（1298）五月，中书省副都水监，对运粮河堤自杨村至河西务三十五处（险工）进行治理，用苇19140束，军夫2649名，度30日毕，督巡河夫修理了自寺町口（今宋庄子）北至蔡村清口、孙家务（砖厂霍屯一带），辛庄、河西务堤，修补卑薄，创筑月堤，颇有成效。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北运河决武清县筐儿港，转年皇帝亲临现场命于冲决处建减水石坝二十丈，开挖引河。夹以长堤而注入塌河淀，由贾家沽道泄入海河。杨村上下百余里河平堤固，有御制碑文志其事。 [1]
因历代始终未修建过大规模的防洪工程，因此，河道淤塞，堤防残破，险工较多。据通州区（原通县）县志记载：自明代始，通州区（原通县）境内的涝灾多与此河紧密相关。公元1883~1897年，连续发生15次洪涝灾害，为历史上特大洪涝期。到了民国年间，由于军阀连年混战，根本无人过问治理水害。1935年前后，河务局迁出通州区（原通县），致使残破的北运河堤防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1939年发生特大洪水，北运河堤防溃决，洪水漫溢，通州水文站测定当时最大洪峰流量为1670立方米每秒，造成水淹通州城的悲惨景象。大水过后，通州城外的北运河大堤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灾民，无家可归。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为发展经济建设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开始有计划地对北运河进行全面治理。1950年春在北运河右岸，自北蔡村至杨村段，在原堤上修筑大型子埝，平均高1～1.5米，埝顶宽2米，汛前竣工。由于北运河连年洪水超过限量，部分堤防长时期被洪水浸泡脱坡，甚至漏洞，虽在北蔡村、白疙瘩村等处修筑后戗，但因大部分堤防薄弱，抗洪能力很低无法安流。为加强两岸堤防，1955年3月底组织民工4229人采取重点加固施工，共完成土方29万立方米，到6月底全部竣工，提高了行洪与抗洪能力。
1950年至1951年，疏浚了青龙湾减河土门楼至狼儿窝32公里河段，可分泄北运河洪水1200立方米/秒，并于狼儿窝修改临时分洪口门，开辟口门以下大黄铺洼为蓄滞洪区。 [1]
坟园墓地风水林是起源于我国早期殷周时期的“封树之制”。积土为坟，封也；种树以标其处，树也。西周初期的《周礼•春官》载：“冢人掌公墓之地，……以其爵等为封丘之度与其树数。”
冢人是当时管理坟墓政令的官员，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国家对墓地植树规定得很具体。晋张华《博物志》云：“秦穆公时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将献之。道逢二童子，谓曰：‘此名为 蝹 ，常在地中食*灵车脑，若欲杀之，以柏东南枝插其首。’由是墓冢皆植柏。墓植柏，自秦始也。”说明秦时墓地开始种植柏树。但是，在秦以前皆为王家所为。
西汉时期儒家强调等级礼仪，对墓地植树规定更为明确。《礼记》载：“尊者丘高而树多，卑者封下而树少。” “天子坟高三刃，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
可见从西汉时期起，除皇家之外，显贵富豪、平民百姓，也均效仿，开始于祖宗坟地植树。《汉书•祭祀志》载：“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増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罳。”这些祖庙建筑开民间墓地园寝林木之端倪。反映东汉末年发生在安徽潜山县的焦仲卿、刘兰芝爱情故事的长诗《孔雀东南飞》，诗中有“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的诗句。
古代人为何于墓地植树，其原因之一是基于一定的风水观念，因为古代人认为“木之茂者，神所诜。”在墓地植树除作死者尊卑标志外，还基于祖先崇拜的原因。培植风水林自然成为子孙后代和皇亲们孝敬祖宗的具体行为，亦是死者亡灵得以安息、生人得庇佑的宗教活动的外延。
所以古代人们把祖宗坟墓置于具有良好风水环境景观的风水山上和风水林中加以保护，或在祖宗坟墓四周依方位种植树木，作为该家族的风水林或风水树，并把风水林木长势的好坏与家族命运好坏结合在一起，风水林（风水树）和祖宗崇拜融于一体，使其更具有神秘意义。
寺院风水林：寺院是我国古代人崇佛敬道和信奉其他宗教的活动场所。寺院风水林是在宗教和风水意识共同支配下营造和保存下来的寺院林木。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自其产生之时，道教的所谓仙山和世外桃源与人间的名山秀水有广泛联系，把这些“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的山林川谷丘壑尊之为神，通过神的点化，进而坐化成仙，是道教徒的信仰和追求。道教徒们自然备加爱护这些覆盖川谷丘壑的林木，莳花植竹，以期达到出神入化的神仙境界。
佛教是东汉初年从印度传入的外来宗教，出于教义僧徒们为效法佛祖、超脱红尘，潜心修持，达到“智慧福德圆满成就的、永恒寂静的、最安乐的”涅槃境界，必须选择安静优雅的自然环境，以示不受凡尘干扰。如佛经《坐禅三昧经》云：“闲静修静志，结跏坐林间”。《禅秘要法经》亦云：“出定之时，应于静处，若在冢间，若在树下，若阿炼若处。”
可见，僧侶道徒们对林木都有一种特殊的亲情，借此创造出一种修持、静修的幽静环境。所以宗教意识中的林木培护一直为僧道徒们継承发扬，因而寺庙、宫观、古刹往往林木翳荟、乔树葱倩，更显得宗教胜地幽深、庄严肃穆。六朝以后，因受风水意识的影响，在寺院周围的林木就被僧道徒们冠以保护寺院“龙脉”安全的风水林和风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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